并且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在经

 2020年3月27日         Leave a comment

叙利亚重建涉及政治、安全、经济和外交等多个领域。可以预见,围绕叙利亚重建问题,国际社会将展开新一轮的舆论和外交博弈。政治重建、安全重建、经济重建和外交重塑与调适,彼此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紧密交织。政治重建是叙利亚重建进程的基础,离开政治重建,叙利亚重建进程难以获得广泛认同,未来发展也难以持续;安全重建是叙利亚重建的前提,也是叙利亚经济建设、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保证;经济重建是叙利亚重建的重要目标,离开经济重建,叙利亚重建进程难以实现社会稳定,更将冲击政治重建、安全重建和外交调整的努力;外交重塑和调适将为叙利亚重建进程创造适宜的外部环境。妥善调整好叙利亚政府与俄罗斯和伊朗关系,处理好俄罗斯和伊朗驻军、俄罗斯和伊朗在叙利亚的未来地位等议题,重塑叙利亚政府和美国、沙特和土耳其等国家的关系,不仅关系到叙利亚国内各个反对派政治和军事团体与叙利亚政府的关系,更关系到未来叙利亚经济重建的速度和进程。

其二是由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力量所组建的政治团体。叙利亚“”(以下简称 “叙穆兄会”)长期以来是叙利亚重要的反对派政治团体,主张在叙利亚境内建立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国家”。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之后,“叙穆兄会”宣布加入 “过渡委员会”,并联合叙利亚各个伊斯兰政治反对团体,成立“叙利亚革命全国联盟” (National Coalition to Support the Syrian Revolution)。2013年11月,“叙穆兄会”成立了“叙利亚全国宪政与自由党”( National Constitution and Freedom Party) ,得到来自于土耳其的支持,甚至被分析人士视为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AKP) 在叙利亚的 “翻版”。“叙穆兄会”领导人也承认,“叙利亚全国宪政与自由党”是“一个有伊斯兰背景的、秉持民主理念的全国性政党”。

谁来帮助叙利亚开展“重建”?叙利亚“重建”的重中之重是“经济重建”。一方面,叙利亚经济基础受到了连年战火的摧残,因此亟需外国资本援助其重建工作;而另一方面,西方和沙特、卡塔尔等阿拉伯国家,仍然敌视和反对叙利亚政府,因此叙利亚政府难以从传统的国际渠道获得重建资金。因此,我们不难预测,包括俄罗斯、伊朗、中国、印度等国将成为叙利亚政府寻求经济援助与支持的主要对象。叙利亚国内当前的安全状况仍然很脆弱,适合大规模投资的领域如石油资源,在叙利亚国内已经陷入枯竭;土地经营权、开发区等领域,仅仅适合设置在叙利亚西部地区和首都大马士革城区内,且容易受到不稳定的社会治安的困扰;而基础设施的建设,又面临着高安全风险和叙利亚政府缺少资金的尴尬局面。然而,相对于外部资金来说,当前叙利亚国内的企业运营环境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配套建设尚待完善,货币交易和银行监督能力有待重建与加强,银行监管框架亟待改革,外部投资方参与叙利亚经济重建仍需谨慎行事。与此同时,叙利亚重建“危”中有“机”,国际社会宜结合叙利亚国家重建计划,给予国际援助和适度参与经济重建,帮助叙利亚尽快步入和平与发展之路。

再次,叙利亚政府谴责一些中东国家“破坏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要求这些国家“撤离叙利亚领土”。在与以色列关系上,叙利亚副总理兼外长穆阿利姆表示,从1974年以来,以色列和叙利亚就在戈兰高地地区保持了停火状态,并且由国际维和部队监督保持和平。但是,以色列在叙利亚内战中资助和帮助叙利亚武装,“以色列鼓励和帮助在叙利亚境内建立‘缓冲区’,而当这一切失败之后……他们要求伊朗也撤离叙利亚”。穆阿利姆认为,土耳其仍然非法占有叙利亚领土,并且在干涉叙利亚内政。尽管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伊德利卜监督建立了“冲突降级区”,但是叙利亚政府认为,土耳其是“我们的重要敌人,美国和土耳其就叙利亚北部地区的协调和会谈,破坏了叙利亚领土主权完整。我们将会解放我们的每一寸国土。土耳其和美国,或者美国与法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协定,都是非法的,破坏了叙利亚的领土主权。”

叙利亚反对派政治团体,依照各自所持的意识形态,可以大体上分为三类。其一,以“叙利亚反对派和革命力量全国联盟”(National Coalition for Syrian Revolutionary and Opposition Forces,简称“全国联盟”)、“叙利亚全国过渡委员会”(Syrian National Transitional Council,简称“过渡委员会”)为代表的反对派政治团体影响最大,它们秉持“世俗主义”“民主政治”理念。“全国联盟”在2012年11月成立于卡塔尔首都多哈,总部设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由多个叙利亚反对派政治团体组成。2013年3月6日,在开罗举行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外长会议上,阿拉伯联盟决定承认“全国联盟”为“叙利亚人民唯一合法代表”。“过渡委员会”成立于2011年8月,总部设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2012年11月“过渡委员会”曾经加入了“全国联盟”,但是在2014年由于权力竞争失利,宣布退出“全国联盟”,独立开展活动。“过渡委员会”提出实现叙利亚政治变革的“双重手段”,即一方面支持“和平示威”,另一方面支持“叙利亚自由军”和其他“民众抵抗运动”。除此之外,包括“叙利亚革命委员会”(Syria Revolution General Commission)、“叙利亚民主变革协调委员会” (National Coordination Committee for Democratic Change) 、“叙利亚民主委员会”(Syria Democratic Council) 等为数众多的政治团体,也纷纷活跃在海外。

而随着叙利亚政府军逐步撤离北部地区,当地的库尔德政治力量“民主联盟 党”(Democratic Union Party, PYD)及其领导的“人民保卫军”(People’s Protection Units,YPG)遂接管叙利亚北部的“真空”地带,建立了西起阿弗林飞地,从曼比杰(Manbij)、科巴尼向东到达叙利亚-伊拉克边境地区的大片控制区。从2014年开始,叙利亚北部地区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建立起地方自治机构。2014年1月,叙利亚北部的阿弗林、贾兹拉(Jazira)和幼发拉底河区域(Eupharates)分别宣布建立地方自治机构,并共同发布《北叙利亚民主联邦宪法》(Constitution of the Democratic Federation of Northern Syria),宣布“北叙利亚民主联邦”是“叙利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且是“未来叙利亚地方自治体系的样板”。2014年末,随着叙利亚库尔德“人民保卫军”(Syrian Democratic Forces,SDF)在科巴尼(Kobani)击败来犯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民主联盟党”在叙利亚北部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于是联合其他政治团体,在2015年12月成立“叙利亚民主委员会”(Syrian Democratic Council),作为叙利亚北部最高行政权力机关。2016年3月,阿弗林、贾兹拉和幼发拉底河区域地方自治机构共同宣布建立“北叙利亚民主联邦”(Democratic Federation of Northern Syria)。2017年9月和11月,“北叙利亚民主联邦”分别举行乡镇等地方选举,并在2018年初举行了“联邦议会选举”(Federal Parliament)。2018年9月,叙利亚民主委员会(Syrian Democratic Council,SDC)成立了新一届的叙利亚东北部自治地方权力机构——北叙利亚和东叙利亚自治大委员会(General Council of Self-Administration in Northern and Eastern Syria,简称“大委员会”)。“大委员会”代表了来自于叙利亚北部和东部哈塞克省、德拉省、代尔祖尔省和阿勒颇省的七个地区,包括阿尔贾兹拉、科巴尼、曼比杰、拉卡 (Raqqa)、塔巴卡(al-Tabaqa)、特尔阿卜亚(Tel Abyad)和艾因伊萨(Ain Issa)等地的地方立法和自治机构的代表,并宣布以“叙利亚民主军”和“叙利亚民主委员会”(Syrian Democratic Council,SDC)为基础构建新的地方行政自治体系。

叙利亚战争极大地损害了国内基础设施,带来了巨大的财政压力。截至2014年底,战火给叙利亚国内基础设施造成的直接损失高达750亿美元,在阿勒颇、德拉、哈马、霍姆斯、伊德利卜和拉塔基亚等战争核心地区,直接损失高达400亿美元。战争进一步加大了叙利亚政府的财政压力。2016年,叙利亚政府财政赤字高达21亿美元,财政赤字总额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8.8%,而公共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7.5%;出口总额仅约23亿美元,而进口总额则高达近60亿美元。随着战争的持续,叙利亚外债规模逐年扩大,外债总额由2013年的28.7亿美元增至2017年的45.82亿美元;2017年该国全部外债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为31.1%,高于,30%的国际警戒线;同年,叙利亚外债总额占全部出口收入的比例为114% ,亦超过100%的国际警戒线。这说明叙利亚的外债规模已超过国力所能承受的限度。当前,叙利亚国内经济基础薄弱,缺少充足资金来重启经济重建进程。叙利亚外汇储备在经历了多年战火之后不断减少,从2010年的190亿美元暴跌至2013年的18.96亿美元,到2017年更是锐减至4.07亿美元。据估计,叙利亚重建需要多达1万亿美元的资金。这对于当前战火初熄的叙利亚来说,无疑是一笔天文数字,急需外部国际投资与援助。

政治重建主要是建立有效政治秩序的问题。经历了多年战乱,叙利亚战后重建的首要任务是在该国境内重新建立起政治秩序和政府权威,它主要涉及来自中央和地方两方面政治力量的挑战。

自2011年以来,学术界对于叙利亚战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一是探讨叙利亚危机爆发的原因,从历史的角度解读叙利亚危机爆发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原因;二是关注美国、俄罗斯、法国等世界大国和土耳其、伊朗等地区强国在叙利亚战争中的博弈,将叙利亚危机视为大国博弈下的产物;三是着眼于叙利亚战争所衍生出的难民问题、和极端主义扩张及叙利亚库尔德人等议题;四是从宏观角度探讨叙利亚战争给叙利亚国内带来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影响。

总的来说,学术界当前仍然缺少从宏观方面关于叙利亚重建的深入探讨。本文将尝试从政治、安全、经济和外交等多个领域,阐述叙利亚重建所面临的挑战。就叙利亚未来重建而言,政治层面的挑战主要涉及政府与反对派政治团体的关系,同时也涉及未来叙利亚政治体制如何设置;安全层面的挑战源于武装派系庞杂,难以在短期内完成整编;经济层面的挑战源于叙利亚国内经济基础薄弱;外交层面的挑战则主要来自于叙利亚政府与西方和沙特、土耳其等地区国家的紧张关系。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将是叙利亚重建能否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条件。

就中国而言,自从1956年与叙利亚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来,中国始终秉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处理中东敏感议题。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中国多次在联合国安理会对试图制裁和谴责叙利亚政府的决议案使用否决权,维护了叙利亚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呼吁叙利亚冲突各方和国际社会通过政治途径而不是军事手段,解决叙利亚危机。具体而言,在政治领域,中国坚持“叙人治叙”的理念,对于叙利亚各个政治力量的博弈劝和促谈,助其尽快建立有效的包容性政府;在安全领域,中国积极地参与销毁叙利亚境内化学武器的工作,并且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在经济领域,中国结合叙利亚的实际需要,通过联合国粮食计划署、国际红十字会等多边机构,以及中国政府渠道,多次向叙利亚提供资金、物资等人道主义援助;在外交领域,中国积极参与叙利亚和平谈判进程,成为唯一能够与叙利亚问题有关各方保持接触的国家。叙利亚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在不同场合与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保持接触,赢得叙利亚国内各个政治派别的信任和赞许。

尽管“温和派”“极端派”和“库尔德武装”都可以视为反对派军事团体,但是它们各自在与叙利亚政府的关系方面,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差异。以“叙利亚自由军”为代表的“温和派”军事团体中,不少武装人员或是曾经叙利亚政府军的士兵,或是因对叙利亚政府不满而加入武装团体的平民,因此有可能接受叙利亚政府提出的政治解决方案,或是放下武器成为平民,或者被整编为叙利亚政府军和警察部队;以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和“解放沙姆阵线”为代表的“极端派”武装,成员大多数是来自于叙利亚境内及其他国家的伊斯兰极端分子,这些极端分子不愿意放下武器接受叙利亚政府审判,或者是被引渡回国,因此势必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抵抗来自于叙利亚政府军和国际社会的打击。

安全重建是叙利亚国家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其核心是停止国内冲突与保持社会秩序稳定,主要涉及叙利亚政府军和反对派军事团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持续八年之久的叙利亚战争进入收官阶段:曾经肆虐叙利亚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国际社会的打击之下逐渐销声匿迹;叙利亚政府军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反攻,逐步将叙利亚武装压缩在西北部伊德利卜省和阿勒颇省北部地区;在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叙利亚新宪法制定委员会委员遴选工作也在逐步开展,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政治团体也在日内瓦、阿斯塔纳和索契等多个国际和平机制下进行对话。当前,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已经成为国际社会主流意见,叙利亚重建工作遂成为重要的政治议题。

第三个机制是由俄罗斯主持的“索契和平机制”。“索契和平机制”的特点是由俄罗斯召集叙利亚危机相关方,通过劝说和协调来帮助各方凝聚共识,推动会谈的进展。比如,2018年 1 月,为了能够劝说叙利亚各反对派组成统一的代表团,俄罗斯与沙特一起促使在利雅得的叙利亚政治反对派“高级和谈委员会”(Higher Negotiation Committee)作出让步,促成叙利亚政治反对派组成了相对“统一”的代表团,参加叙利亚问题“索契和平机制”。当前,“索契和平机制”主要专注于召集各方都能接受的“叙利亚宪法起草委员会” (Constitutional Committee),来讨论“宪法委员会工作的相关程序和组织事宜”。

与伊朗相比,俄罗斯在叙利亚内战中对巴沙尔政权的作用同样重要,且更加关键。俄罗斯不仅一直将叙利亚视为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也是防止伊斯兰极端组织扩张的重要屏障。一方面,叙利亚塔尔图斯港是俄罗斯在海外的唯一军港,一旦巴沙尔政府垮台,俄罗斯将失去在中东的重要立足点。另一方面,俄罗斯境内约有2000多万穆斯林,占总人口19%,周边的中亚地区也同样有着大量穆斯林群体。活跃在叙、伊边境地区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不仅威胁中东地区安全,更有可能威胁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因此,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后,俄罗斯积极的支持叙利亚政府,多次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西方国家提出的针对叙利亚政府的制裁决议案。2015年9月底,俄罗斯出兵叙利亚,帮助巴沙尔政府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和其他武装,极大地扭转了叙利亚国内战场局势。在2016年以来,在俄罗斯的帮助下,叙利亚政府军先后收复了阿勒颇、东古塔、德拉、库奈特拉等战略等地,成功控制了叙利亚境内大约90%的领土。2018年6月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强调了叙利亚政府与俄罗斯和伊朗的友好关系,认为俄罗斯与叙利亚的关系至关重要,一方面,俄罗斯需要与叙利亚合作,共同打击叙利亚和中东地区的;另一方面,需要双方共同维护地区和国际秩序,“重新恢复苏联解体以来崩溃的国际秩序和地区平衡。”

总的来说,叙利亚国内安全局势总体尽管有所好转,但是仍然面临诸多挑战。其一,派系复杂的叙利亚军事团体,难以在短期内被悉数整编入叙利亚安全部队序列。如何安置军事团体武装人员,不仅是叙利亚政府面临的军事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和政治议题;其二,考虑到极端分子绝大多数可能并不愿意返回母国接受惩罚,因此需要叙利亚政府在解除这些极端分子武装的同时,也要通过科学“解经”来帮助极端分子回归伊斯兰教义“正途”。所以,对于叙利亚政府来说,如何处理大量滞留在叙利亚国内的外国武装分子,将是一个难以处理的政治、社会和宗教议题;其三,2018年9月新设立的伊德利卜省“缓冲区”尽管暂时稳定了叙利亚北部战局,但是考虑到2017年设立的4个“冲突降级区”由于政府军和军事团体之间的冲突而纷纷瓦解,新的“缓冲区”能否维系叙利亚政府军和武装之间的脆弱和平仍然令人存疑;其四,2018年末美国宣布从叙利亚撤离军事力量,不再支持和保护叙利亚“民主联盟党”主导的武装力量。如果土耳其向叙利亚东北部“民主联盟党”控制区发动进攻,并且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在经努曼西亚保卫战则可能导致叙利亚局势进一步复杂化,进而搅动土耳其、伊朗、俄罗斯、沙特和以色列等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展开新一轮博弈;其五,流散在叙利亚国内的大批武器装备如何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收缴,如何避免叙利亚战后沦为类似于利比亚和也门“枪械遍地”的危险局面,也将成为未来影响叙利亚国内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的重大变量。

到底由谁来主导国际社会协调叙利亚“重建”,仍然未有定数。当前协调叙利亚问题的国际机制,大体上有3个机制。第一个轨道是由联合国主导的、美国和俄罗斯联合组织的“日内瓦和谈机制”。“日内瓦和谈机制”发起的初衷,是为了能够组织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政治团体,通过“政治对话”来解决叙利亚危机。“日内瓦和谈机制”的重要性,主要是在于和谈的主持方来自于联合国,因此有着巨大的国际影响力。“日内瓦和谈机制”涵盖众多国家,也使得这一平台成为相关各方表达立场的重要途径。在“日内瓦和谈机制”上凝聚共识,代表着国际社会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努力。

叙利亚战争严重降低了叙利亚民众生活水平。受到战争和制裁的影响叙利亚货币贬值严重,失业人口激增。截至2015年6月,叙利亚货币较2011年危机爆发之前已贬值近80%,导致物价飞涨。通货膨胀率从2011年的4.2%上升到2012年的37%,2013年为88%,2014年的前11个月为36.8%。但2014年下半年开始,通货膨胀率迅速下降,2014年8月在叙利亚危机爆发后首次下降到个位数的9.7%。2015年,该国通货膨胀率又上升到34.5%。与此同时,战火导致叙利亚国内失业率激增,国民失业率从2011年的14.9%飙升至2015年底的52.9%。庞大的失业人口和贬值严重的货币,使得叙利亚民众生活日趋艰难。叙利亚贫困人口在 2015 年已经占总人口的85.2%,35%的民众生活在“极端贫困”的状态下。受到战争以及家庭贫困的影响,叙利亚未成年人失学率高达50%以上,很多孩子不得不辍学找工作以贴补家用。低生活水平意味着叙利亚人消费能力受限,内需的缩减难以支撑国民经济恢复与增长的需求。

经济重建是政治重建的重要基础,也是叙利亚国内政治稳定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更是叙利亚民众安居乐业的重要前提。无论叙利亚重建进程如何展开,经济重建都将是其中的重中之重。当下,叙利亚经济重建面临诸多问题。

对于百废待兴的叙利亚,重建议题之所以复杂和敏感,重建之路之所以漫长,主要因为叙利亚国内各个政治、军事团体,以及叙利亚问题相关当事方,并没有就许多重要议题达成一致,焦点集中在以下三方面:

总体看,叙利亚反对派政治团体为数众多。在2015年12月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叙利亚反对派会议上,多达34个政治反对派团体派出代表团参会。当前,叙利亚反对派政治团体彼此之间关系仍然松散,且未形成统一的政治团体,在对叙利亚政府态度、参加叙利亚和谈前提条件、未来叙利亚国家政治建构具体路径等关键议题上,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在战场层面,土耳其先后通过2017年9月阿斯塔纳和平进程所设立的“冲突降级区”,以及 2018年9月在伊德利卜地区的“缓冲区”,向伊德利卜省派驻部队,以保护叙利亚北部的武装,阻止叙利亚政府军进军伊德利卜的军事行动;美国则通过在叙利亚北部尤其是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控制区的驻军,保留自己在叙利亚境内的军事存在,为未来叙利亚全国范围内的和解进程设置障碍;沙特则积极地斡旋约旦和美国,在叙利亚南部的坦夫地区 (Al Tanf)设置反对派武装据点,阻碍叙利亚政府军收复南部领土。

叙利亚政府在同伊朗、俄罗斯保持亲密关系的同时,亦在有意疏远美国、沙特、土耳其等国家。在外交上,美国、沙特和土耳其都支持叙利亚反对派军事和政治团体,强调巴沙尔必须“下台”;同时积极帮助筹建叙利亚反对派政治团体,驱逐叙利亚政府代表在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国际组织的合法席位,并试图在联合国通过制裁和谴责叙利亚政府的决议案。此外,美国、沙特和土耳其还积极支持各类叙利亚反对派政治团体,不仅提供大量资金支持,还通过“叙利亚之友”等国际会议质疑甚至否认叙利亚政府的合法性。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引领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毫无疑问将在叙利亚问题上积极履行发展中大国的道义和责任。在政治重建领域,中国可以在继续坚持“政治手段解决叙利亚问题”的基础上,在叙利亚新宪法起草、叙利亚反对派政治团体整合、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政治团体对话等方面,继续发挥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在安全重建方面,中国既应当关注叙利亚国内最新战场局势进展,向中国在叙利亚人员和企业提供及时的预警信息,保护在叙利亚中国人员和利益安全,同时在武器销毁、军事装备采购、极端分子信息识别等方面,与叙利亚政府探讨各类合作的可能性;在经济重建领域,中国驻叙利亚使领馆可以组织和参与叙利亚重建的经贸洽谈会,向国内企业介绍叙利亚市场环境、社会需求和经济政策,鼓励和帮助国内企业参与叙利亚国家重建;在外交重塑和调整方面,在尊重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前提下,中国应当继续参与到叙利亚政府与叙利亚问题相关国家的外交斡旋之中。叙利亚是“一带一路”倡议重要沿线国家,中国适当和及时地参与叙利亚重建进程,不仅有助于推动中东地区和平与稳定,也有利于塑造和宣传中国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更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务实举措。但与此同时,中国参与叙利亚重建进程,应当稳扎稳打,注意防范来自于地方治安混乱、投资环境不佳、法律法规不健全等方面的风险,政治道义与经济利益并行,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叙利亚重建进程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2011年叙利亚危机发生之后,叙利亚北部逐渐成为反对派军事团体和库尔德民兵武装的控制地区。其中,土耳其支持的反对派军事团体控制了叙利亚北部约3400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建立了政治实体。一些重要的叙利亚北部边境城镇,如阿弗林(Afrin)、阿尔巴布(al-Bab)、阿扎兹(Azaz)、达比克(Dabiq)、杰拉布鲁斯(Jarabulus)、金德雷斯(Jindires)和谢赫阿尔哈迪德(Shaykh al-Hadid)等地都在土耳其及其支持的“叙利亚自由军”(Free Syria Army)控制之下。并且,土耳其协调当地人士在城镇组建了地方自治机构。2017年12月,30多个武装团体在“叙利亚临时政府”(Syria Interim Government)的协调下,在阿扎兹宣布组建“叙利亚民族军”(Syrian National Army),由“叙利亚临时政府”总理兼国防部长贾瓦德·阿布·哈塔卜(Jawad Abu Hatab)出任总司令,下辖2.2万多名武装人员,且接受来自土耳其的资助和训练。2018年3月,土耳其军队及其支持的叙利亚武装“叙利亚自由军”攻占叙利亚东北部城市阿弗林,4月,土耳其在阿弗林组建了由20名代表组成的地方委员会,其中11名代表是库尔德人,8名代表是阿拉伯人,1名代表是土库曼人。与此同时,土耳其积极协调各个地方自治机构组建统一的反对派政府,并且以“叙利亚临时政府”的名义,协调地方权力机构。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控制区域内,不仅提供民用设施以帮助武装维持秩序,还积极通过教育体系对叙利亚当地民众施加影响。在叙利亚北部土耳其控制地区内,“土耳其语已经成为学校的第二语言,英语和法语已经难觅踪迹。”

第二个轨道是由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主持的,由叙利亚政府、叙利亚部分反对派政治军事团体参与的“阿斯塔纳和平机制”。尽管该进程是从2016年才开始出现,相比于“日内瓦和谈机制”相对较新,而且是以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为主导,代表参与叙利亚战争主要的外部力量。2017年,在“阿斯塔纳和平机制”的推动下,俄罗斯、伊朗和土耳其与美国、约旦等国家先后合作,在叙利亚境内成功推出了4个“冲突降级区”,帮助稳定叙利亚国内局势,成功地推动了叙利亚国内和平进程。

内容提要:随着叙利亚战事逐步进入收尾阶段,叙利亚重建工作遂进入重要阶段。对于历经多年战乱的叙利亚来说,政治、经济、安全的重建及对外关系的重塑与调适,是重建进程中相互独立且彼此交织的议题。在政治领域,叙利亚政府将与各个反对派政治团体、库尔德人展开政治博弈,涉及中央政府权力分配与地方自治机构的未来安排;在经济领域,叙利亚政府需要尽快恢复与提振受战争重挫的国民经济,其中资金短缺是核心问题;在安全领域,关键点在于如何处理叙利亚政府军和各个武装之间的复杂关系,停止国内冲突与保持社会稳定;在对外关系领域,则涉及叙利亚政府与周边大国和国际社会如何重构彼此关系。基于叙利亚重建面临的多重挑战,该国政府需要与各方协调,妥善解决好如何定义“重建”、来协调“重建”和谁来帮助“重建”三个问题。

另一方面,反对派政治团体则提出,“重建”意味着建立新的政治模式。比如“过渡委员会”发布的《新叙利亚民族公约》(National Covenant for a New Syria)就强调,要建立一个“基于平等的公民权利、三权分立、法治和保护少数族群权利,且倡导民主、多元和公民社会属性的叙利亚国家。”在叙利亚反对派看来,叙利亚内战的原因源于巴沙尔家族的“威权统治”,因此许多反对派政治团体在不同场合强调,“巴沙尔下台”是叙利亚“重建”的先决条件。比如,2017年11月叙利亚反对派政治团体在利雅得发表声明,要求将“巴沙尔下台”作为“开启任何谈判和重建进程的前提条件”。

国际协调机制越多,反而容易造成和平进程受阻。叙利亚问题的国际协调机制之间,“尽管有着一定的协调和促进关系……但是,各个大国,尤其是俄罗斯、美国和法国之间,在叙利亚和谈的主导权上仍然存在竞争关系。”因此,如何协调各个不同的和平机制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协调主导各个机制的美国、俄罗斯、法国等大国,以及土耳其、伊朗、沙特和卡塔尔等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将会极大地影响未来叙利亚和平进程的发展方向。尽管如此,叙利亚是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应在国家重建问题上发挥主导和主体作用。

塑造有利于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是叙利亚重建进程的重要外部条件。对于饱受多年战乱的叙利亚来说,一方面需要谨慎处理与伊朗和俄罗斯的关系,在保证国内稳定局势的同时,敦促“盟国”军队尽早撤离,以捍卫叙利亚政府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另一方面,叙利亚政府需要妥善处理与美国、沙特和土耳其等国家的关系,在争取这些国家经济援助的同时,扩大叙利亚重建进程路径的合法性。从历史上看,叙利亚与美国、沙特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一直磕磕绊绊,叙利亚战争可以被视为这些国家与叙利亚紧张关系的延续和升级。考虑到美国、土耳其和沙特等国对于叙利亚政治和军事团体之间的微妙关系,未来如何借助叙利亚重建之机,促成叙利亚政府与美国、沙特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重塑和调整,不仅涉及外交层面,更涉及叙利亚政治和经济重建。

其三是一些以叙利亚境内某个民族为主的反对派政治团体。他们主张改变叙利亚阿拉伯人主导的政治现状,谋求各个民族和种族之间的政治平等。比如,叙利亚亚述人组建了“亚述人民主组织”(Assyrian Democratic Organization),叙利亚土库曼人组建了“叙利亚土库曼”(Syrian Democratic Turkmen Movement),叙利亚基督徒组建了“叙利亚基督徒团结党”(Syriac Union Party)。其中“叙利亚土库曼”就提出了如“由土库曼人参与制定叙利亚新宪法”“承认土库曼人是叙利亚主要的族群”“在土库曼人聚居区将土耳其语作为叙利亚官方语言”“开展土耳其语教育”等要求。

综上,叙利亚各反对派政治团体之间,彼此既相互联系,又在人事关系、对叙利亚政府态度、对暴力手段的态度等方面分歧严重,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见。尽管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政治力量就叙利亚政治重建问题讨论激烈,但其走向则主要受到来自于战场形势的影响。由于叙利亚政府在战场局势占有绝对优势,因此在政治重建问题上态度较为强硬。在地方层面,叙利亚北部地区已经建立起两大政治实体,伊德利卜省在2018年9月建立了由土耳其监督的“缓冲区”,以隔离叙利亚政府军和反对派军事团体;东北部库尔德人控制地区则受到来自于美国的支持和保护,因此叙利亚政府难以通过军事行动重新控制该国北部地区。面对现实,叙利亚政府未来很可能对叙利亚北部的地方政治实体予以一定程度的承认。有鉴于此,叙利亚政府很可能牢牢控制中央政府权力,挤压叙利亚反对派政治团体;同时通过在叙利亚北部部分地区建立“自治政府”的形式,重新构建叙利亚政治体制。

历经多年内战,叙利亚武装依然派系复杂,未能形成统一的军事组织机构。“叙利亚政府军取得胜利,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叙利亚武装无法统一号令,形成强有力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而且无法摆脱内部萨拉菲圣战分子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叙利亚政府展现了出色的政治技巧,来自于盟国和广大民众的支持也帮助叙利亚政府能够在内战中取得胜利。”当前的叙利亚反对派军事团体,主要可以分为“温和派”“极端派”和“库尔德武装”三支力量。“温和派”军事团体,以盘踞在叙利亚北部伊德利卜省和阿勒颇北部的“叙利亚自由军”为主。“叙利亚自由军”创立于2011年7月,是一个由多个叙利亚武装组成的、以推翻叙利亚政府为目标的军事团体,主要受到来自于土耳其和卡塔尔的支持。“叙利亚自由军”曾经一度控制叙利亚北部、南部和中部地区大片土地,但是随着2016年叙利亚政府军不断发动反攻,“叙利亚自由军”控制区域不断缩小。截至2018年10月,“叙利亚自由军”有大约30000名武装人员,但已经被压缩在叙利亚西北部伊德利卜省和阿勒颇省北部地区。“极端派”军事团体,由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和“解放沙姆阵线”(Hay’at Tahrir al-Sham)为代表,主要盘踞在叙利亚北部伊德利卜省,以及叙利亚中部的代尔祖尔省以东靠近伊拉克边境地区。“解放沙姆阵线”曾经是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分支团体,但是在叙利亚战争爆发后不久,就宣布脱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并宣誓效忠“基地”组织。随着叙利亚危机的加剧,“伊斯兰国”曾经在叙利亚中部代尔祖尔省和东北部的拉卡省和哈塞克省建立了大片控制区。2016年,叙利亚政府军连续发动反攻,“伊斯兰国”控制区域不断减少。截至2018年10月,“伊斯兰国”在叙利亚仍然有数千武装人员,控制叙利亚东部代尔祖尔省与伊拉克交界地区,以代尔祖尔省东部城镇哈金(Hajin)为“首都”。“解放沙姆阵线”在叙利亚战争爆发后,曾经大肆扩张控制区,在叙利亚北部的阿勒颇省、伊德利卜省,中部的哈马省和大马士革周边的东古塔地区,都有着自己的武装存在。2016年叙利亚政府军发动反攻之后,“解放沙姆阵线”控制区不断萎缩,当前仍控制叙利亚北部的伊德利卜省部分地区。“解放沙姆阵线万名武装分子,是“‘基地’组织最具实力、规模最大的分支机构”。2018年以来,俄罗斯和叙利亚政府军加大了对于伊德利卜地区“解放沙姆阵线”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团体的打击力度,不少“解放沙姆阵线”成员纷纷加入“叙利亚自由军”。一些加入“叙利亚自由军”的前“解放沙姆阵线”武装分子,仍然在“叙利亚自由军”的名义下保留着自己独立的组织架构,并且继续受到来自于土耳其的支持和保护。

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叙利亚战争给该国各个领域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农业损失为4-6亿美元,能源产业损失为61-85亿美元,房地产损失为228-280亿美元,交通运输业损失为752-891亿美元,供水系统损失为320-394亿美元,医疗行业损失为18-22亿美元,教育行业损失为11-12亿美元。总体看,2011年至2016年叙利亚战争期间,该国的经济损失高达2260亿美元。

获得议会35个议席以上的支持;在军事层面,美国、沙特和土耳其等国都曾或直接或间接介入叙利亚战争。土耳其则直接出兵,帮助叙利亚反对派军事团体在叙利亚北部的伊德利卜省和阿勒颇省北部建立势力范围,并且向“叙利亚自由军”“沙姆解放阵线”等反对派武装或极端组织提供资金和装备;我们知道是谁领导西方……西方一直在参与对外战争,并不是因为其他国家想要毁灭西方,这种威胁并不存在。首先,巴沙尔认为,当前叙利亚战争的原因应归咎于西方世界的干涉。选举举行之前,须在叙利亚国内居住10年以上;叙利亚战争爆发以来,沙特积极游说美国加大对于叙利亚反对派军事团体的支持力度,并多次表示要直接帮助组建新的反对派军事团体。

叙利亚政府与俄罗斯和伊朗保持着“亲近”关系。叙利亚政府在战争中得以获得优势地位,离不开伊朗的大力支持。伊朗每年援助叙利亚政府大量资金与物资,同时积极帮助叙利亚政府在拉塔基亚、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等地开展战后重建。军事上,伊朗为叙利亚“出枪又出 人”,不仅派出多达2000-3000伊朗“支援人员”,还积极协调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地区的什叶派武装前往叙利亚参战。在伊朗的协调下,黎巴嫩“”也同叙利亚政府军并肩作战,成为叙利亚政府军战场获胜的重要因素。伊朗在叙利亚战场阵亡人数超过2000人,数位伊朗高级军官阵亡。此外,在叙利亚战争中,伊朗安全机构与叙利亚安全机构之间的合作进一步加深,伊朗为叙利亚安全机构直接提供装备和人员培训,双方的情报合作和共享机制也不断深化。比如,2018年10月,伊朗为了报复发生在南部胡齐斯坦省首府阿瓦士的事件,向叙利亚境内的多个极端分子训练营发射了导弹,此次行动就得到了叙利亚安全和情报机构的配合。由此,叙利亚副总理兼外长瓦利德·穆阿利姆多次强调,伊朗是叙利亚的重要盟友,伊朗是应叙利亚政府的邀请进驻叙利亚的,因此符合国际法规定。“从2011年开始,伊朗就坚定地与叙利亚一同抗击。我代表叙利亚人民,向伊朗人民的帮助表示由衷的感谢。自从土耳其、沙特和卡塔尔等国不断策划颠覆叙利亚现政权行动以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兄弟们就一直在帮助叙利亚打击。”

基于上述情况,对于叙利亚政府政治重建来说,当前面临的叙利亚反对派和库尔德族群问题的实质是如何协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治实体的相互关系,其焦点在于:“恢复”2011年之前“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主导的中央政府管控体制,还是与地方政治实体分享政治权力。对于叙利亚库尔德人而言,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多次表示反对分裂叙利亚,而是希望能够在叙利亚统一完整的前提下谋求叙利亚库尔德人自己的民族权利。在2014年1月发布的《社会契约宪章》中,“民主联盟党”将叙利亚定义为“自由的、独立的和民主的国家,以 ‘分权制’和‘多元化’为原则由议会制政府来管理。”可以说,“民主联盟党”领导下的叙利亚库尔德人,至少在当前缺少促成自身独立的政治意愿。“民主联盟党”强调,其目的在于促成叙利亚政治的“民主化”,认为民主的、公正的叙利亚政治氛围将会保证库尔德人谋求政治自治权利的实现。

经过长达8年的战争,叙利亚与地区国家和域外大国的关系也发生了剧烈变化,叙利亚政府的外交政策呈现出“一亲近一疏远”的特点,即与伊朗和俄罗斯保持“亲近”关系,同时疏远美国、沙特和土耳其等国家。

“库尔德武装”主要包括叙利亚库尔德政党“民主联盟党”所领导的“人民保卫军”,以及以“人民保卫军”为主组建的“叙利亚民主军”(Syria Democratic Forces)。2003年“民主联盟党”秘密成立于叙利亚北部地区。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后,藏匿在伊拉克东北部山区的“库尔德工人党”(PKK)武装人员进驻叙利亚北部,成为“民主联盟党”旗下的武装力量“人民保卫军”的基层骨干。2012年,叙利亚政府军主力从叙利亚东北部撤离之后,“人民保卫军”迅速填补了叙利亚东北部的真空地带,而“民主联盟党”也成了叙利亚库尔德人中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团体。2014年末到2015年初,“人民保卫军”曾经在叙利亚北部边境重镇科巴尼击败了来犯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声势大振,随后“人民保卫军”不断发动反攻,在拉卡省和代尔祖尔省扩大控制区。2018年初,土耳其军队及其支持的“叙利亚自由军”攻占阿弗林地区,“人民保卫军”与“叙利亚自由军”大体上形成了隔幼发拉底河对峙的局面。“人民保卫军”当前拥有大约2万名武装人员。截至2018年10月,叙利亚东北部的哈塞克省、拉卡省大部分地区和代尔祖尔省部分地区,都处在库尔德“人民保卫军”的控制之下。

”在2018年6月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巴沙尔也指出,叙利亚战争本质上是一场外部势力主导的干涉战争:“叙利亚国内的战事并不是内战,而是一场国际战争……美国妄图重塑地区和国际秩序,而叙利亚战场也就成了美国对外干涉的重要平台和途径。2013年8月、2017年4月和2018年4月,美国先后三次以叙利亚化武袭击事件为借口,打击叙利亚政府军目标,警告叙利亚政府军不要对伊德利卜地区的反对派军事团体采取行动;沙特则将叙利亚政府视为“伊朗的延伸”,是叙利亚境内一些反对派军事团体如“”(Jaisy al-Islam)的重要支持者。由于叙利亚战争爆发之后,叙利亚头目纷纷逃离,因此2012年宪法关于候选人资格的规定实际上显示出叙利亚政府对于政治变革持保留态度。“我不想点名哪些国家干涉了我们的内政。叙利亚政府将 “政治重建”视为“恢复”2011年之前“威权主义”政治模式,并为此采取了两方面举措: 一方面,叙利亚政府将反对派政治团体和反对派军事团体不予区分,都认定为“”,予以坚决打击。

在叙利亚出生,父母也必须是在叙利亚出生;在2014年叙利亚总统选举中,巴沙尔·阿萨德以88.7%的得票率高票当选。年满40周岁;2018年9月,叙利亚政府控制区开始市政选举,超过4万名候选人竞争18478个地方行政议会(Local Administrative Council)议席,其中绝大多数候选人来自于叙利亚复兴党。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沙特、土耳其等地区国家的干预,迫使叙利亚政府不得不展现强硬姿态,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在谈到2018年“化武危机”事件时,便提出美国等西方国家“总是在‘’即将溃败之际,使用‘化学武器’事件来介入叙利亚战事”。西方世界一直享受占据统治地位的快感。2018 年10月,叙利亚副总理兼外长瓦利德·穆阿利姆(Walid al-Muallem)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讲话时也强调,叙利亚战争已经进入最后“收官阶段”,叙利亚政府将会不遗余力“打击”,直至重新控制当前仍然处在各个反对派武装控制下的“伊德利卜省、阿勒颇省北部,直至曼比杰和幼发拉底河以东地区”。尽管它规定叙利亚总统选举以“差额选举”方式举行,但对于总统候选人的资格进行了限制,要求候选人“必须是穆斯林;在2012年2月,叙利亚政府制定了新宪法。”而对于叙利亚两大政治力量的政治诉求,叙利亚政府并不愿意做出过多让步。在新宪法之下,叙利亚总统任期为七年,新宪法第八条强调,叙利亚复兴党引领国家和社会。其配偶必须是叙利亚人”。另一方面,叙利亚政府也在积极推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选举,力图通过制造“政治现实”来降低反对派政治团体的影响!

“叙利亚民主军”成立于2015年10月,是“北叙利亚民主联邦”境内“唯一合法的军事团体”,是由叙利亚北部多个群体共同组建而成,并在随后数年内不断兼并叙利亚北部的一些较小的武装组织,人员达7万人左右,其职责是“保护和防卫自治区及其人民的安全,抵御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威胁”。该武装领导人提出“与中央政府军队的关系应由立法机构在未来通过特别法的形式予以确定”。尽管“‘叙利亚民主军’是多种族和多教派组成的联合武装团体”,其中“库尔德人承担主要的领导职务和组织职责,也包括大约2.5万名努力解放北部叙利亚家园的阿拉伯民兵”,但是“民主联盟党”在其中占据绝对的领导地位,“‘叙利亚民主军’实际上是‘民主联盟党’的附属军事团体。”

叙利亚战乱催生了数量庞大的难民群体。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已经有约1100万叙利亚人逃离家园,其中600万人逃离叙利亚。2011年以来,土耳其收容了300多万难民,黎巴嫩收容了200多万难民,约旦收容了100万难民,德国收容了大约60万叙利亚难民。沙特、阿联酋、伊拉克、科威特、埃及、瑞典、匈牙利、加拿大、希腊和克罗地亚等其他国家,也都收容了为数不等的叙利亚难民。当叙利亚重建进程开启后,数量庞大的海外难民也会陆续回到母国。对于刚刚经历战争创伤的叙利亚来说,可能无法在短时间内为叙利亚难民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一些难民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生活失去来源,会给叙利亚国内带来巨大的社会经济和安全压力。

首先是“重建”的概念如何界定。一方面,对于叙利亚政府来说,“重建”意味着恢复到 2011年叙利亚内战之前的状态,即恢复由阿拉伯复兴党主导国家的“军政合一”的威权传统。尽管在2012年宪法版本中规定,“政治体系是基于政治多元性所建立,通过民主选举的方式建立并实施权力”,但是叙利亚政府并不愿意放弃政治权力。叙利亚政府认为,叙利亚危机的根源在于国外势力干涉,而并不是“国内问题”。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就认为:“事实上我们的战争并不是内战,因为我们的问题都已经存在了好几十年,有些问题甚至已经存在了好几个世纪……我们并未经历内战,内战意味着不同教派、种族和信仰之间的分歧和对立,这些在叙利亚并不存在。”因此,叙利亚政府看来,“政治重建”的主要目的,是逐步恢复2011之前的政治稳定局面,重建叙利亚复兴党的“威权统治”模式。

尽管叙利亚政府多次强调,伊朗、俄罗斯和中国等“盟国”在战后经济重建中将享有“优先权”,但是一方面,叙利亚经济形势不佳,重建资金缺口巨大,难以在短时间内大规模开展经济重建进程;另一方面,无论是俄罗斯还是伊朗或是中国,都无力单独承担叙利亚经济重建所需的巨大资金缺口。对于叙利亚来说,经济重建注定负重前行。

“重建”问题的讨论又因涉及族群问题而更加复杂。在政体选择方面,未来叙利亚大致存在两种可能:保留原有的中央集权国家体制,或者是形成一种介于中央集权制和联邦制分权体制之间的“共和国主体+若干联邦区”的新型体制,在单一共和制的体制下给予当前的地方政治实体一定限度的自治权。叙利亚境内的库尔德人,尽管谋求建立“民主的多元的国家,建立一个多族群的崭新的叙利亚”,但是希望在叙利亚北部建立“自治地方政府”,同时要求在未来的叙利亚国家内,库尔德人获得与阿拉伯人同等的政治、文化和社会权利。然而,当前叙利亚库尔德人的政治诉求不仅被叙利亚政府所婉拒,也不被叙利亚反对派所接受。无论是叙利亚政府,还是反对派政治团体,都倾向于建立中央集权的国家政体。鉴此,如何弥合各方分歧,重建叙利亚包容性新政府,选择适宜的政治体制,需叙利亚政府慎重抉择。

其次,叙利亚政府强调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叙利亚战争的干涉者,突出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化武问题”上的虚伪。巴沙尔认为,美国先后三次以“叙利亚政府使用化学武器”为由,动用空军和导弹打击叙利亚境内政府军目标,是对叙利亚主权国家的严重干涉。巴沙尔强调,叙利亚政府军并没有使用化学武器,而美国干涉的时机总是选择在叙利亚政府军即将解放某一地区之时,显示出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并不在乎叙利亚民众,而只关心叙利亚反对派。“他们总是在即将溃败之际使用‘化学武器’事件来介入叙利亚战事”,“美国人编织谎言,然后向我们发动进攻”。

2011年叙利亚国内动乱发生后,国内经济出现消费锐减、税收大跌、高通胀和高失业率并行、财政赤字严重、经济陷入滞涨的局面。战争严重打击了叙利亚经济,制造业、石油工业和农业等剧烈衰退。尽管叙利亚国内局势逐渐稳定,但是经济重建仍然面临严峻挑战。在农业领域,一方面,由于战争的破坏,农业生产遭受重大损失。从表1可以看出,2011-2017年间,大部分年份农业生产为负增长,年均增长率为-3.4%。其中,2015年小麦总产量为250万吨,是该国收获面积和产量最大的粮食作物,但是仍然比2010年减少了20%。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关乎居民粮食安全大事,如何解决民众饥馑问题成为战后叙利亚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另一方面,叙利亚制造业严重受损,产能严重下降。自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叙利亚国内制造业持续萎缩,2011年占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12.6%,2012年为46.4%,2013年为17.8%,2014年为0.5%。与上一年相比,2015年叙利亚国有企业产值减少了14.9%。战争严重破坏了叙利亚的工业设备和基础设施,迫使企业家和产业工人迁居国外。一些叙利亚制造商也将他们的产品转移到国外,如土耳其、埃及和约旦等国。在制造业发展持续萎缩的情况下,叙利亚工业生产在战争期间持续下滑,在2012年和2013年降速甚至达到30%以上。

实际上,叙利亚政府对于国际社会斡旋下的政治重建机制持有保留意见。在2018年3月召开的叙利亚问题索契峰会上,俄罗斯力主成立了叙利亚宪法起草委员会,希望通过新的宪法来推动叙利亚国内政治重建的早日开启。叙利亚副总理兼外长瓦利德·穆阿利姆就提出,叙利亚新宪法起草委员会的人员构成,仍然需要叙利亚政府与其他政治反对派别相互协调;新宪法草案必须得到叙利亚政府的批准,并且在现有的宪法框架下进行撰写和修改。“我们认为现有的2012年宪法是中东国家最好的宪法之一。尽管如此我们也愿意和其他政治党派达成一致,共同商议宪法修订的内容。当新宪法的条款撰写完成之后,需要得到叙利亚政府的批准和授权。”

以“人民保卫军”为代表的叙利亚库尔德武装,则与叙利亚政府关系暧昧。一方面,历史上叙利亚政府与“库尔德工人党”之间关系紧密,因此秉持与“库尔德工人党”相似意识形态的“民主联盟党”也与叙利亚政府保持着较好的关系,甚至被一些分析人士称为“叙利亚政府军的盟友”;另一方面,不少叙利亚库尔德人加入了叙利亚政府军,同叙利亚反对派武装作战,“民主联盟党”一些领导人在政府军控制的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地区有自己的产业,所以与叙利亚政府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此外,“民主联盟党”的政治诉求在于在承认叙利亚中央政府权威的前提下,在控制区内实现某种程度的“自治”,享受文化、教育和语言等方面的平等权利,旗下的武装人员可以被整编到未来叙利亚政府军的战斗序列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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